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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清风是故人——学者王卫平谈苏州历史文化中的廉洁品格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日期：2016-08-08

　　苏州城市地理与文化品格

　　王友良：苏州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城市，之所以说独特，因为她在2500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可不可以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客观上造成了独特的苏州人文历史？

　　王卫平：我想可以这么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水乡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苏州人绵柔的性格以及尚文重教、“吴侬软语”的文化特色；二是凭依长江天险，北方战火很难蔓延到江南，使得这里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社会相对安定，这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三是气候温润，山水清嘉，在先民创业的基础上，这里逐渐成为人间乐土，享有“天堂”的美誉。每当北方发生战乱，大量人口南下，大都定居于苏南地区。他们不仅增加了这里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速了经济开发，同时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

　　王友良：苏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农田水利问题一直是从政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也给历任从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任治苏的从政者出现过哪些著名的官吏？苏州人如何纪念他们？

　　王卫平：苏州地处水乡，水患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产与生活，因而凡是来治苏的官员，大都会重视水利问题，早的如春秋吴国的伍子胥，后来者如唐朝的于頔、白居易、王仲舒，宋朝的范仲淹、单锷、郏亶，元朝的任仁发、周文英，明朝的夏原吉、周忱、况钟、海瑞，清朝的庄有恭、林则徐等等，均为太湖地区的水利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范仲淹知苏州仅一年，但其施政的重点之一即治水，在深究前人治水利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太湖水患的关键在于疏导太湖出水的主张，主持开浚了处于昆山、常熟之间的白茆、茜泾、许浦等大河，从而有效控制了水患，保障了苏州的农业生产，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对于这些为苏州水利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地方官员，苏州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或将他们的事迹载于地方志，或崇祀于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也有建专祠奉祀的情况。

　　王友良：江南经济中心的确立，是不是可以说与大运河的开凿有很大关系？大运河对苏州历史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王卫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方面北方战乱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另一方面，南方地区的统治者，利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积极主动地发展经济，从而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地区。而隋朝开凿大运河，便捷了交通，沟通了南北方的经济联系，促进了沿运河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谓“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乘船经过苏州的贡使、商人等人数众多，苏州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运河开通后，作为运河主航道的苏州段山塘河、上塘河、胥江、护城河以及盘门、阊门等水门与苏州内城水系连为了一体，构建起独特的城市水网体系和城市文化景观，成为苏州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园林与苏州文化精神

　　王友良：讲到文化，不能不谈苏州园林，园林可以说是苏州文化中一个“奇葩”。为什么会出现园林文化？这些园林与哪些历史名人有关？

　　王卫平：苏州是园林之城，园林数量众多，素来有“苏州园林甲天下”之说。苏州园林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而言之：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气候温润，适宜多种植物生长，一年四季不缺花卉；这里湖荡星罗棋布，河港密如蛛网，是典型的水乡泽国，而水是构筑园林的最主要条件；这里山有黛色，草木葱翠，风光秀丽，景自天成，为园林设计提供了天然的蓝图；这里物产丰饶，资源众多，尤其盛产太湖石，而太湖石是主要的筑山材料。二是经济发达，人文昌盛。唐朝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所在，是国家的财税支柱。尤其在明清时期，工商业发达，城市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崛起，一方面为修建园林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休闲娱乐的要求。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日趋兴盛。明清时期苏州人才辈出，号称“人文渊薮”，家有藏书，人讲礼乐，在文、史、书、画各个方面，涌现出大量的巨匠大师。尤其文人书画家人数众多，“吴门画派”、“吴门书派”领袖画坛书坛，他们是决定苏州园林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大多参与园林设计，从而使园林艺术提升到书画艺术的高度。三是苏州作为宜居城市，盛行隐逸之风。苏州文人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失意或退官后往往回归家园，筑室隐居，自得其乐。而不少外地的官员文人也受到“天堂”、“乐土”的吸引，选择苏州作为归隐之地，从而加速了苏州园林的崛起。所以，苏州的园林均是私家园林，与北京的皇家园林形成鲜明对比。由此我们看到，很多苏州园林均与历史名人的活动有关，甚至不少园林就是出自他们的创意或建造。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各位有心的读者不妨亲临其境，访问遗迹，与大师对话，探寻历史名人的心路历程。

　　王友良：许多园林里都有供奉先贤的祠堂，您能介绍一下这种风气的缘起吗？除了五百名贤祠，还有哪些供奉先贤的地方？

　　王卫平：苏州建祠之风由来已久。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做过刺史，留下诸多惠政和美名，人称“苏州三刺史”，后来苏州百姓把他们和游寓苏州的王禹偁、苏轼并称，明代长洲知县江盈科在虎丘山麓的平远堂修建“唐宋五贤祠”。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吴郡郡守洪遵建“瞻仪堂”，将苏州郡守之“名德士”的肖像，取诸“公私所藏”，“颇补其阙遗”，以供世人瞻仰，采用韩退之《庙学碑》语，名之曰“瞻仪”。而苏州五百名贤祠未建之时，沧浪亭内就有中州三贤祠、子美祠暨蕲王商丘祠等。还有诸如纪念况钟的“况公祠”、纪念反魏忠贤的五义士的“五人祠”，等等。正是在这种礼敬先贤传统的影响下，苏州于道光年间由士绅顾沅等数十人倡议、并得到江苏巡抚陶澍的大力支持，筹款在沧浪亭修建了五百名贤祠以祭祀苏州历代名贤。此后名贤祠历经修缮，尊祀的名贤由570人增至594人。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实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推崇先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王友良：尊奉先贤、名贤之风在苏州相沿不废，影响深远。请您谈谈这一文化风尚对苏州文化精神的影响。比如，对于培养优良社会风气，涵育家风学风，特别是对构建风清气正的优秀从政环境的作用。

　　王卫平：最近，苏州市纪委正委托我们苏州大学和苏州方志办对苏州士族大家中的家风家训做一个研究，在五百名贤祠里，这种以大家族身份入列的对象非常多，这种现象很值得人深思，“江山代有人才出”，什么原因让士族大家一代一代人才辈出？我认为，家风门范是内在的密码！可以说，三方面内容构成了他们的共同追求：一是尚诗书、重良序；二是善治家、存国念；三是为良吏、急国课。五百名贤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推崇先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要弘扬的正是这些思想。所以，我觉得五百名贤祠可以引导社会见贤思齐，仰望他们的道德典范，看齐他们的建功立业；可以涵育文明乡风，倡导主流价值，弘扬的是社会道德；可以带动市民道德建设，名贤的“有德有言，千载风徽”涵养着市民道德建设的素养。

　　昆曲中的廉洁元素

　　王友良：苏州文化除园林外，还有昆剧和评弹等艺术，应该说这些艺术的传播对廉洁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十五贯》，让大家对况钟这个清官形象深入人心，评弹《大红袍》让人对海瑞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这些文化形式中，您觉得还蕴含哪些廉洁元素？

　　王卫平：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20世纪50年代，昆剧团改编演出的《十五贯》，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毛泽东对《十五贯》大加赞扬，使得昆曲得以短暂复兴，被认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因为昆曲《十五贯》的巨大成功，该剧主人公况钟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况钟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廉吏，他任苏州知府13年，治理苏州取得了不凡功绩，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况钟在苏州任期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苏州人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

　　寻找戏曲中廉洁元素，除塑造的人物之外，我觉得还是要从经典曲目中去体会戏曲背后传达的对清官的渴求，把握群众心中对清廉思想的追求。这样可能更利于发挥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作用。比如昆曲《芦林》，源出传奇《跃鲤记》的“芦林辩非”一折，《跃鲤记》的素材，又取自《后汉书·烈女传》，剧中就有“三不孝”、“三条路”、“三撇不下”等重要情节，这些都会引起人们思考。（王友良采访并整理）